分析称日本对华军事战略已完成由守向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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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军事转型的背景日本军事转型是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日本近几年的《防卫白皮书》和《新防卫计划大纲》表明,日本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前景和意图疑虑重重,认为中国的快速军事发展和频繁海军活动对日本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作出了过度的解读和反应。二日本军事转型的主要内容及举措日本的军事转型是为应对国内政治与军事诉求和适应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而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采取的一系列变革性措施,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日本军事转型涉及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本文就近年来日本在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威胁判断、军事部署、指挥体制、武器装备等方面的调整进行阐述和分析。

  6月11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向安倍政府递交了一份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建议草案,提出加强离岛防御能力和尽快实现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极为敏感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的这一举动,使得周边国家不得不担忧其防卫政策的下一步走向。

资料图:图为日本2018年版《防卫白皮书》中的海上自卫队(左)和航空自卫队(右)主要装备示意图。(拖拽图片可查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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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渐外向的日本防卫政策

(科技日报11月7日报道)日本的防卫预算自2012年安倍上台以来从连年缩减转为逐年增长,2019年度武器贷款余额将达到5.3万亿日元(约合468.24亿美元)。

Japan’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防卫计划大纲》是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和自卫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内容决定了相当一段时间内日本防卫政策的走向。迄今为止,《防卫计划大纲》一共出台过4部,体现了不同时期日本政府对安全威胁的基本判断和日本自卫队的建设思路。

日本打算购买战斗机、导弹、宙斯盾等高技术武器装备,其中6架F-35A,价值约916亿日元(约合8.09亿美元);E-2D预警机两架,544亿日元(约合2.55亿美元);不过大头还是两个新萄京棋牌手机版下载安装 ,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价值2352亿日元(约合207.8亿美元)。

江新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研究员。

  1976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提出日本为应对“有限的、小规模的侵略事态”,应建立和保持一支小规模、质量较高的“基础防卫力量”。本版大纲以苏联为假想敌,强调日本应保持独立国家所需的最低限度战斗力。

日本媒体报道称,近几年,日本从美国进口了大量武器,FMS(美国有偿军事援助)合同从2012年预算的1381亿日元(约合122亿美元)到2019年预算的6917亿日元(约合611亿美元),足足增长了五倍。

根据“正常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和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近年来日本对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军事部署、指挥体制、武器装备等进行了重大调整:实行“多层次合作”安全战略,战略目标向地区和国际安全领域拓展,手段更趋多元;提出“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强调更加有效地遏制和应对各种事态,军事战略主动遏制色彩增强;向西南方向推进军事部署,旨在为争夺钓鱼岛和干预台海冲突做准备,同时牵制中国海军走向海洋;加强“日美机动防卫合作”,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把钓鱼岛纳入《日美安全条约》范围。这些调整不仅加剧了钓鱼岛紧张局势,同时也使中国安全环境面临更大压力。

  1995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是第二部,它扩大了自卫队的职能范围,明确规定其任务除了“保卫日本安全”外,还要应对大规模灾害和为建立更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而在日本以外的地区发挥军事作用,表明自卫队开始由“内向”转向“外向”。

虽然特朗普现在到处搞事,日本也有摆脱美国的迹象,但是美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完全摆脱短时间内是根本不可能的。从冷战时期开始,美国就推行“遏制”政策,通过建立军事联盟的方式来包围和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太地区建立了美日、美韩和澳新美等军事同盟体制。冷战结束后,世界处于总体缓和的大好形势,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也出现了可喜的局面,战事减少,热点降温,争端各方都在寻求对话与合作。但是,有关国家和地区,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不仅仍然继续保持旧的军事联盟体制、维持庞大的海外驻军,反而花样翻新,建立或试图建立新的军事同盟体制,从而严重影响了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

日本军事转型/战略调整/日美同盟/安全环境

  本版大纲还没有明确视中国为“威胁”,但以此大纲为基点,1997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则将台湾海峡划入所要应对的“周边事态”的范围之中。实际上,日本防卫政策对中国的关注始于1991年,日本在当年发表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增加关于中国军事问题的内容,其位置在苏联之后、朝鲜之前。此举表明,日本开始将中国列为公开的防卫对象国。

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始建于战后初期。当时,战败国日本违反《波茨坦公告》,于1951年与美国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同意美军留驻日本。19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共同防御协定》,以“自卫队”为名重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960年,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及安全条约》,确立了双方进行共同防务合作的原则,并于1970年宣布无限期延长这一条约。

近年来,随着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以及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转型,包括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建军思想、指挥体制、部队编制和武器装备等多个领域,是战后日本重建军事力量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其目的是要发展一支快速机动、高效精干、灵活多能的现代化军队,确保日本本土安全和日益拓展的地区和国际安全利益,同时适应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目标的战略需求。

  2004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重点关注了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扩散的威胁,并将自卫队在海外执行任务升格为“本职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安全环境的描述中,日本将中国的正常军备建设与发展同朝鲜的导弹和核问题相提并论,把它视为日本的一大威胁。同时,日本不但将防御弹道导弹作为防卫任务,还将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岛屿以及海洋权益争议也明确纳入防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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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军事转型的背景

  2010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则突出强调了“中国威胁论”,并提出建立“机动防卫力量”。其中,最重大的转变是,将防卫重点由日本东北转向西南,提出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御。这里的西南诸岛即指日本九州以南、中国台湾岛以东的岛屿,其中就包括钓鱼岛。

日本军事转型是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综合起来,其主要背景因素有以下几点。

  这一版大纲断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已成为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高调声称要予以“警戒监视”。同时,要重点部署以海空作战力量为主的机动防卫力量,并强调要与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加强防卫合作,以图达到联合牵制中国的目的。

第一,是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必然举措。改变“战败国体制”,成为“正常国家”,争做世界政治大国,是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确立的国家发展目标。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势力日益增长,修改宪法第九条、摆脱“战败国体制”等限制发展军事力量的呼声日益高涨。安倍晋三再任首相后,积极推动修改现行宪法,提出要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2013年4月15日,安倍首相在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称,将在2013年底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前修改宪法关于不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解释。①尽管这种主张遭到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和部分在野党的反对,但安倍仍在联合“日本维新会”等在野党势力,加快推动修改宪法、实现“正常国家”目标的进程。这表明,日本将通过更多地发挥军事力量的作用来实现“正常国家”、“政治大国”的目标。

  此次自民党提出的《防卫计划大纲》修改草案,实质上与2010年版并无大异,只不过针对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和直白,先发制人的进攻性举措更加明确和具体,它也预示了下一版《防卫计划大纲》的政策走向。

第二,是适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投入,以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继续保持其优势地位和领导作用。其主要措施包括:在外交上,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亚洲盟友的关系,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在经济上,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试图重塑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在军事上,增强对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提出旨在遏制中国走向远洋的“空海一体战”构想,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等等。日本政府积极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安全上,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加大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及东盟等亚洲国家的安全合作,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同时积极配合美国的“空海一体战”构想,将军事部署重心转向西南方向,“联美遏华”的战略意图明显。另外,美国对驻日美军进行了整编,将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部分转至关岛及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把军事部署前沿从第一岛链后撤至第二岛链,这从客观上为日本发挥自主军事力量作用提供了机会。

  雄心勃勃的新军事大国

第三,是为了牵制中国崛起的需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日本对华心态开始出现新的变化,由起初的惊愕、疑惧、不安,转为明确的防范、遏制甚至对抗。日本近几年的《防卫白皮书》和《新防卫计划大纲》表明,日本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前景和意图疑虑重重,认为中国的快速军事发展和频繁海军活动对日本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作出了过度的解读和反应。因此,日本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措施,其军事转型的许多内容有针对中国的意图。

  伴随着防卫政策的大幅度调整,日本在军事战略、力量建设和防务行动等方面也表现了令人不安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日本对军事大国地位的不懈追求。

第四,是谋取海洋权益与海上安全利益的需要。日本战略资源匮乏,石油、矿产物资主要依靠从海外进口。近年来,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探测取得丰硕成果,日本开始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此,保卫海上通道安全和日益扩大的海洋权益,对于日本的生存与繁荣至关重要,成为日本军事力量的重要任务之一,海上交通线被视为其“海上生命线”。

  在军事战略上,日本已经完成了由“守”向“攻”的转变。“专守防卫”是日本政府根据1957年制定的《国防基本方针》,于1970年提出的军事战略。其在地理范围和行使武力条件方面都有着特定的涵义,即只能限定在“日本国土及周边”,且只有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之后”才能行使防卫权。

第五,是应对新型安全威胁的需要。日本认为,冷战结束后,北方威胁消除,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但日本可能面临恐怖袭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周边海空域安全受到威胁、对日本岛屿的攻击、网络攻击、游击队或特种部队的攻击、弹道导弹攻击及大规模和特殊灾害等“新型威胁和多种事态”。因此,日本需要按照应对现实威胁的需要,调整部队编制和指挥结构,建设快速、机动、灵活、持续、多能的军事力量。

  但是,在1995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和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已经将自卫队的作战区域由“国土”扩展到“周边”甚至更远的区域,并将行使武力的时机由“遭受敌人入侵后”提前到“受到敌人威胁时”。2003年,日本又通过了《武力攻击事态法》、《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部分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有事三法案”,明确自卫队在“预测到”将发生紧急事态的情况下,可以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此举标志着日本彻底放弃“专守防卫”,转为奉行以危机预防和威慑为主的“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而此次大纲修改草案之所以提出建立配备鱼鹰旋转翼飞机和水陆两用车辆的“水陆两栖部队”,就是为了实现对敌基地的主动攻击能力。

二 日本军事转型的主要内容及举措

  在力量建设上,日本正在逐步进行由自卫队向常备军的转变。2005年,日本防卫厅在其内部设立了等同于联合参谋本部的统合幕僚监部,以统合幕僚长取代了过去的统合幕僚会议,把以往各自为政的陆海空自卫队的指挥权归并统一,强化了作战指挥体系。

日本的军事转型是为应对国内政治与军事诉求和适应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而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采取的一系列变革性措施,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2010年底日本政府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是日本军事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份指导日本军事力量长期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表明,日本的安全保障战略、军事战略、威胁判断、军事部署等均出现了重大调整。日本军事转型涉及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本文就近年来日本在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威胁判断、军事部署、指挥体制、武器装备等方面的调整进行阐述和分析。

  2007年1月,成立于1954年的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成为日本政府中与外务省、财务省同等的部级单位。“厅”改“省”虽为一字之差,却是关系到日本国家组织结构和自卫队职能重新定位的重大事件。正如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防卫省”挂牌仪式上所表示的,这是日本脱离“战后体制”、为新的国家建设打下基础的“意义重大的一步”。今年2月15日,第二次担任首相的安倍晋三进一步提出,要在新的《宪法》修订草案中将“自卫队”改为“自卫军”,并力争在任期内实现。实际上,即使没有冠以军队的名称,日本自卫队已经是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军事力量之一。

安全保障战略由“统合安全保障战略”转向“多层次合作”安全保障战略

  在防务行动上,日本已经和正在突破“和平宪法”设置的诸多限制。从1947年5月3日开始施行的《日本国宪法》,是日本总结战争教训之后对世界人民所作的和平承诺。其核心内容是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不承认集体自卫权,因此,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0大纲”提出了“多层次合作”安全保障战略,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战略进行了调整。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开始实施“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其主旨是“在建设防卫力量的同时,综合运用经济力量、外交力量和文化创造力量”等一切力量,以确保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该战略对战后以“先经济、后军事”为主线的吉田战略进行了调整。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日本基于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对安全保障战略进行了重新调整。2004年4月小泉首相的私人咨询小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提交的题为《面向未来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构想》的报告中,提出了“统合安全保障战略”构想,其内容在2004年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得到了体现。“统合安全保障战略”提出日本安全战略的两大目标:“防止威胁直接波及日本”和“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以防威胁波及日本”。战略还提出实现这两大目标的三种手段:日本自身的努力、与盟国的合作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合作,通过这三种手段努力降低在世界各地区的威胁发生率,使日本及在海外的日本人和日本企业不遭受威胁。这表明,日本安全政策的内涵已由国内安全拓展到国际安全,日本的安全利益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确保本土的安全,而且还要通过日本军事力量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努力预防或消除威胁,把威胁的苗头消灭在萌芽之中,从而建立有利于日本的外部安全环境。

  但是,为了加速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追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国力不断增强的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对“和平宪法”诸多限制的突破。仅在1982年组阁的中曾根首相任期内,日本就先后以加大防卫投入突破了防卫经费“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以在1000海里海上通道为美国舰队护航突破了不参加集体防御的原则,以准许向美国转让武器技术突破了“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

“10大纲”提出了“多层次合作”新安全保障战略,对统合安全保障战略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其内涵包括通过四种手段实现三大安全战略目标:防止直接威胁,确保日本和平与安全;通过营造更加稳定的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和改善国际安全环境,预防威胁的发生,由此维持并加强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确保日本安全与繁荣;为确保世界的和平、稳定与人类安全做贡献。为达成上述目标,日本将更加积极运用外交、军事等各种力量,综合推进日本自身的努力、与盟国的合作、亚太地区合作和全球合作等多层次安全合作。②与“04大纲”提出的“两大目标三种手段”为主要内涵的“统合安全保障战略”相比,“10大纲”增加了“为确保世界的和平、稳定与人类安全做贡献”目标和“亚太地区合作”手段,特别是强调亚太地区的合作,提出在日美同盟合作的基础上,加强与韩、澳、印、东盟的安全合作,表明日本安全战略的目标更加宽广,手段更加多元。“10大纲”提出,要建立日本自身努力、与同盟合作、亚太地区合作、国际合作等多层次安全合作模式,将地区合作纳入安全合作体系,表明日本对经济活跃、各种矛盾交织的亚太地区越来越重视,体现了日本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整体影响力下降的形势下加强与本地区合作的意愿。在亚太地区合作中,又分四个层次:强调要与同为美国同盟的韩国和澳大利亚加强合作;要维持并加强与传统伙伴东盟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加强与以印度为代表的相关国家合作;通过安全对话与交流促进与中国、俄罗斯的信任关系,构建并发展在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关系。然而,大纲并未提及安全合作,这也蕴含着互信关系的不足之意。特别是谈到中国时,强调将与同盟国等开展合作,督促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大纲称,中国持续增加国防费用,全面、快速地推进以核、导弹力量和海空军为核心的军事力量现代化,大力加强远程投送能力建设,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日趋扩大和活跃,军事与安全透明度不高,成为“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忧虑事项”。这表明,日本将构建由日、美、韩、澳、东盟、印等组成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体系,而中、俄则在其合作体系之外。特别是对于中国,大纲字里行间流露出防范、围堵、遏制之意。

  此后,日本政府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1991年,借助海湾战争,日本以向波斯湾派遣扫雷艇突破了不向海外派兵的限制。2001年,借助“9·11”事件,日本自卫队首次远赴印度洋配合美军行动,一举突破制约其军事作用发挥的“地区限制”、“行为限制”和“国会限制”三大禁区,等同于变相行使了“集体自卫权”。2011年7月,日本在东非吉布提建立了自卫队首个海外军事基地。时至今日,昔日的“和平宪法”已被日本采用“蚕食”的方式突破得千疮百孔。不但如此,安倍晋三还屡次表示要在此届任期内完成修宪。而此举一旦实现,日本战后的和平改造痕迹将被抹得干干净净。

日本实施“10大纲”以来,在“多层次合作”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日美同盟合作和亚太地区合作。在日美同盟合作方面,日本视美国为其安全保障的基础,不断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在2011年6月日美“2+2”会议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把日美“共同战略目标”由反恐、反扩散、反海盗等,扩大到太空、网络、民用核能合作、新能源等领域,通过加强日美防务磋商和首脑会谈,深化同盟关系,同时拓展日美合作的领域和范围。③2012年3月26日,日美联合作战协调所在横田基地成立,表明日美军事进一步趋于一体化。同时,日美还多次举行联合军演,明确把钓鱼岛纳入日美安保合作范围。日本还提出将修改《日美防务合作指针》,以进一步加强日美机动防卫合作。根据共同社分析,针对中国海上活动增加,此次对指针的修改将围绕如何加强合作这个问题,并强调冲绳和西南诸岛的机动性和快速反应能力。④

  祸患无穷的日美军事同盟

在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方面,日本加强与澳、印、韩、东盟、蒙古等国的安全合作,并加强日美澳、日美印、日美韩三边安全合作。2012年4月25日至28日,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参谋部举行第二次日印参谋会议,就加强日印防卫合作、推动日印部队交流和国际维和合作达成共识。⑤6月9日,日印在日本附近海域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此前两国曾一起参加过多国军演,但仅日印两国联合军演尚属首次。日本于2012年5月17日与澳大利亚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并于6月初与美、澳三国海军在日本九州以东太平洋海域举行了联合军演,演练探测、跟踪潜艇等科目。这是2007年以来日美澳三国第四次联合军演。9月,日美澳在澳附近海域举行联合训练,这是三国海军第六次海上联合训练。6月21日,美日韩三国海军在黄海海域举行首次联合军演,旨在对朝鲜以及中国进行牵制。10月14日,日本邀请美、澳、新加坡的舰艇参加纪念日本海上自卫队创建60周年的“2012自卫队阅舰式”,外国舰艇参加阅舰式尚属首次。11月21日,在防卫省召开日澳陆军参谋会议,决定从2013年开始进行参谋交流,目的是研究和讨论岛屿地区实施救灾时的水陆两栖运用问题。⑥2013年4月15日,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长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举行会谈,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安全合作、扩大防卫当局交流与合作和多边合作等达成共识。自2012年1月日本与蒙古签署军事交流合作备忘录后,安倍首相又于2013年3月访问蒙古,意在加强日蒙能源与安全合作,被外界解读为日本拉蒙古牵制中国。这些事例表明,日本在加强本地区防务合作、建立地区安全合作网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日本之所以敢于屡屡突破“战后体制”对其在军事领域的制约,除了本国内部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有强大的日美军事同盟作为支撑。而日美两国能够成为“持久”和“牢固”的军事同盟,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军事战略由“静态威慑”向“动态威慑”转型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二战结束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凸显了日本在亚洲地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为了遏制中苏在亚洲的影响,美国一手主导和策划了重新武装日本。在整个冷战期间,日本俨然是一道天然的“反共防波堤”,美国更是纵容和默许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扩充。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又从抗衡苏联的桥头堡迅速转变为制衡中国的立足点。

日本自战后以来实施的历次防卫计划大纲都是立足于“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即保持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基础防卫力量。“76大纲”首次提出“基础防卫力量构想”,“95大纲”基本沿袭此构想,“04大纲”提出部分继承其有效成分。“10大纲”提出将彻底放弃“基础防卫力量”构想,首次明确提出了“机动防卫力量”构想,称今后要彻底放弃以往注重“存在性静态威慑”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而要建设注重“实效性动态威慑”的“机动防卫力量”。其含义是建设“具备快反性、机动性、灵活性、持续性及多用性,且以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和情报能力为支撑”的机动防卫力量,使其能更加有效遏制和应对各种事态,更加能动地促进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稳定和国际安全环境改善。⑦与“基础防卫力量构想”侧重“如何建设防卫力量”相比,“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则注重“如何使用防卫力量”,改变了“04大纲”中“平时”与“战时”分别应对的思路,而更加强调在“平时”以及“平时”与“战时”之间的“灰色区间争端”如何保持持续的威慑力,更加注重军事力量运用的快速机动性、侦察监视的持续性、任务能力的多样性、武器装备的高技术性及情报的支撑性和行动参与的主动性,强调机动运用、动态威慑,主动作为。这表明其军事战略由“静态威慑”向“动态威慑”转型,“主动遏制”色彩进一步加强。

  从日本方面看,日美结盟经历了二战结束后的“依美防卫”、冷战时期的“共同防卫”和目前的“共同应对”等不同阶段,整个过程中,日本通过不断加强日美军事和政治同盟,借机摆脱了国际社会和本国宪法对自身防卫建设诸多方面的禁忌和限制。

军事战略的调整与威胁判断发生变化有关。冷战期间,日本的主要假想敌是苏联。冷战格局解体后,日本的威胁判断趋于“多元化”。以“10大纲”的出台为标志,日本的“假想敌”转向中国。首先,从日本2012年度《防卫白皮书》对中国的表述来看,日本把中国作为主要防范对手。白皮书称:中国的发展动向“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中国持续保持军费高速增长,在过去五年中翻了一倍多,在过去24年中增加到约30倍,中国公布的军费只是实际军事开支的一部分,装备采购费和研发费不完全包含在其中;中国快速推进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建设,且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中国的军事和安全、军费用途、军事开支、军事决策过程等不透明,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军的关系“变得复杂”;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陆军;外国政府的网站受到攻击与中国网络部队有关;中国在与日本和其他周边国家发生利益冲突时摆出“高压”姿态,今后的发展方向令人不安,等等。白皮书中要求中国进一步提高军事透明度,要求中国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大国责任,共同遵循国际规范,在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和协调的作用。⑧2012年度《防卫白皮书》虽未明确指中国是“威胁”,但字里行间对中国的军事发展前景充满疑虑,同时透露出对中国很深的戒备和防范心态。

  2005年,日美安全保障会议在发表的题为《日美同盟:为了未来的变革和再编》的共同声明中,将“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应对世界性的课题”增加为同盟合作内容,这标志着日美军事同盟由地区性同盟正式转变为全球战略性同盟。这导致日本不但在军备建设上无所顾忌,在处理与周边邻国领土争端时也是愈加蛮横。

其次,从日本近年来的演习来看,主要以中国为假想敌。日美两国多次举行以与中国争夺钓鱼岛为背景的联合夺岛军演。2012年1~2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加利福尼亚举行“铁拳作战”实兵演习,主要演练“岛屿防御”;⑨8月2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关岛和天宁岛举行联合离岛防卫训练;11月5日,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九州和冲绳等地的海空域举行了代号为“利剑”的大规模军演,并拒绝对外公开有关军事演习内容。由于日本实施钓鱼岛“国有化”计划导致钓鱼岛局势紧张,日本担心夺岛演习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中国,因而提出停止原计划在冲绳县入砂岛实施的实弹夺岛演习。这也说明,日美联合军演主要针对中国,与中国的夺岛战成为日本未来的主要作战样式。

  1969年,日本单方面划定了所谓的“防空识别区”,将东经123°以东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全部纳入其中。日本以此为依托,历经数十年构建了由航空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组成的海空立体巡视体系,对相关海域进行所谓的“实际管控”。近年来,日本借此屡屡对中国正常巡航的飞机进行拦截和骚扰,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刻意制造日本领空遭到入侵的错觉和假象。2010年9月7日,日本更是蓄意在钓鱼岛海域制造“撞船事件”,激化中日钓鱼岛争端。今年6月11日,日本自民党进一步提出所谓的钓鱼岛12海里警备保全法,意在授权允许自卫队和海保厅在钓鱼岛12海里范围内使用武器驱离正常巡航的中国公务船。这种危险的做法大大增加了中日爆发武装冲突的几率。

再者,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持强硬姿态,企图通过命名、“国有化”、设施化、有人化甚至军事化,步步蚕食中国钓鱼岛领土主权权益,最终达到实际占有钓鱼岛的目的。针对日本政府的所谓“国有化”行为,中国政府在外交、维权、经济、舆论等各层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包括公布钓鱼岛领海基点基线,并交存联合国,加大对钓鱼岛海域的常态巡航维权执法力度,打破了日本所谓的实际控制。而日本方面,不仅没有对其“国有化”行为采取纠错措施,反而加紧对钓鱼岛附近海域的监视和控制力度,对钓鱼岛采取了以海上保安厅力量打头阵、以自卫队为后援力量、以美国为后盾的三级防卫体制。中国方面一系列“组合拳”后,日本海上保安厅从其他管区抽调20艘左右的巡逻船增援负责钓鱼岛方向的第11管区,目前共有30艘左右的海保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采取24小时不间断的“警备体制”。不仅如此,日本海上保安厅还将通过新建舰船和改装海上自卫队退役舰船、增加人员编制等措施,增强其应对力量。海上保安厅2013年度的预算增加了37.6%,计划采购20艘巡逻船和13架飞机,同时人员也将增加119人,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成立一支钓鱼岛护卫队,配备600人和12艘新型巡逻船,专门用于应对中方的船只。⑩2012年11月29日,安倍晋三在演讲中提议,将自卫队退役舰船改装后转给海上保安厅,同时将预备役自卫队员编入海上保安厅。此外,日本政府于2012年9月修改了《海上保安厅法》,赋予海上保安厅人员在陆地行使逮捕和拘留等警察司法权,并于2013年4月公布了新的五年《海洋基本计划》草案,强调要加强日本周边海域的监视及重大事态应对体制等。事实上,日本自卫队已经介入了钓鱼岛争端。航空自卫队的P-3C反潜巡逻机每天对钓鱼岛附近海空域进行侦察,并把搜集到的信息传输给海上自卫队有关部门和在现场的海保厅船只。航空自卫队的F-15战斗机对中国在钓鱼岛附近空域巡逻执法的海监飞机进行跟踪拦截。日本还准备用预警机加强对钓鱼岛附近空域的警戒。2012年12月14日,日本官房长官藤村修表示,鉴于中国飞机进入钓鱼岛附近空域,考虑用航空自卫队机载预警机和E-2C预警机加强警戒监视。随着钓鱼岛局势的发展,日本海空自卫队加强了与海上保安厅的协调与配合。

  然而,面对日本的举动,美国表现出的却是假中立、实偏袒的态度。甚至在此次备受瞩目的“习奥会”探讨东海问题的过程中,奥巴马仍然明确表达了“中国需要认识到美日是同盟国,美国完全信赖日本”的态度。在中美两国首脑会晤结束后,安倍晋三专门与奥巴马通电话了解谈话内容和确认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同时,日本政府对奥巴马强调美国对钓鱼岛有防卫义务的表态表示欢迎。6月14日,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助理詹姆斯·祖沃特在东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钓鱼岛区域“在日本的施政权之下,是《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而计划7月初访美的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所肩负的重要任务就是再次确认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

目前来看,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并未作出实质性让步,且日方承认钓鱼岛主权有争议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安倍担任首相后,尽管表示出寻求改善日中关系的意愿,但在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上表示绝不退让。这意味着,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问题将展开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斗争。日本把保卫钓鱼岛看做守卫西南诸岛、确保琉球安全的关键,担心一旦钓鱼岛失去,先岛群岛和冲绳本岛也不保。日本退役海军中将五味睦佳疾呼:“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下同)虽小,但却是保卫日本的象征,因而必须马上建立起万无一失的实效控制体制。”他指出,保卫尖阁诸岛、阻止中国统一、防止中国将南海“内海化”、遏制中国海军走向远洋、确保日美在西太平洋的主导权,是日本海洋战略的基本思路。在日本看来,钓鱼岛问题不仅仅是领土主权问题,也是其海洋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不退让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不仅仅给予日本口头上的道义支持,还通过大规模的军演行动来向外界证明两国军事同盟的牢不可破。今年1月22日在美国加州举行的“铁拳”年度军演中,美国有意训练日本的登陆和夺岛能力。6月10日,代号为“黎明闪电战”的日美联合军事演习于加州再次拉开大幕。尽管日美政府均正式表示“演习并不针对特定国家”,但这些以“登岛”为噱头的联合军演无疑向外界传达了“美国支持日本目前的岛屿主权争端”的态度。美国这种“拉偏架”和“助声势”的做法,无疑将会使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更加有恃无恐。

随着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日本的军事部署方式也发生了变化。“10大纲”提出将改变以往的部队均衡部署方式,部署重点向西南方向转移,除加强首都圈等政经中枢地区的防卫外,重点加强西南岛屿地区的防卫,加强该地区的警戒监视、防空、反导、运输、指挥通信等能力建设。并提出,对于处于自卫队部署空白地域的岛屿,须在新部署必要的最小限度部队的同时,建立部队展开活动的据点,并提高机动能力、运输能力及实效应对能力,以加强应对岛屿攻击及确保周边海空域和海上交通线安全的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将在与那国岛部署“沿岸监视部队”,在宫古岛、石垣岛部署“国境警备部队”;增加驻那霸第83航空队的战斗机部队,使其由一个飞行队增加到两个,以提高西南地区的快反能力;加强西南地区情报搜集与警戒监视态势,包括部署移动警戒雷达,保持无间隙的警戒监视态势;发展新型驱逐舰和潜艇,进一步提高反潜作战能力;在冲绳基地部署一套“爱国者-3”导弹防御系统,以提高西南方向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在先岛群岛开展电磁环境调查,为加强西南方向警戒监视提供支持,等等。此外,2012年10月,美军在冲绳县部署了12架“鱼鹰”机,并在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和山口县岩国海军陆战队基地部署第四代隐形战机F-22A“猛禽”战斗机。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军事力量薄弱且远离本土的西南岛屿的防卫,为未来武力争夺钓鱼岛和干预台海冲突做准备,同时牵制中国海军走向远洋。

  日本防卫政策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日本国家的走向。日益“外向”的防卫政策表明,日本不但没有很好地反省自己惨痛的历史,也没有正确地运用自身雄厚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以日美同盟为后盾,日本展现出来的自负与蛮横令亚洲人民似曾相识,亚洲各国必须对不断“右倾”的日本政府和不断壮大的日本自卫队保持高度的警惕。(王鹏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

指挥体制由军种分立向联合指挥体制转变

日本自卫队自成立以来,一直实行海陆空自卫队分立的指挥体制。按《自卫队法》规定,防卫厅长官在内阁总理大臣的指挥与监督下领导防卫厅工作,并通过陆、海、空自卫队参谋长指挥部队。各自卫队分别按照自己制定的作战计划作战。同时设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是辅佐防卫厅长官的参谋机构,无作战指挥权,主要任务是统一和协调陆、海、空自卫队的指挥与运用,协助防卫厅长官指挥部队作战。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提高自卫队的作战效率,2002年4月日本防卫厅开始研究自卫队指挥体制向联合作战体制转型问题。2005年1月,日本内阁通过《防卫厅设置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决定撤销参谋长联席会议,成立联合参谋部。2006年3月,联合参谋部正式成立,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撤编。联合参谋部成立后,各自卫队参谋长的作战指挥权被取消,防卫大臣将通过联合参谋长对各军种实施指挥,自卫队的作战,无论是三军联合作战,还是各军种独立作战,均需在联合参谋长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当需要实施联合作战时,联合参谋长将指令临时组建联合任务部队,指定参加作战的任何一个军种部队的指挥官担任联合任务部队指挥官。联合参谋部实行军政、军令分开的体制,各军种参谋长脱离作战指挥链,仅负责本军种的行政管理和部队训练,成为“部队的提供者”。而联合参谋长则成为“部队的使用者”。他从军事的角度对防卫大臣进行一元化辅助,并在防卫大臣的领导下对各军种或联合任务部队实施指挥。其指挥关系变为:防卫大臣→联合参谋长→军种部队或联合任务部队指挥官(由各方面队司令、联合舰队司令、航空总队司令、中央快反集团司令或其他指定的指挥官部队司令担任),实现了作战指挥体制的扁平化、联合化。

在“3·11”大地震中,日本首次编成了由东北方面队总监指挥的“救灾联合任务部队”,另外还成立了一支由快速反应集团司令指挥的“核救灾联合任务部队”。据日方分析,日本自卫队对钓鱼岛实施登岛作战时,将成立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总监为总指挥的联合任务部队。其主力部队为陆上自卫队第15旅、西部方面普通科联队及中央快反集团所属的部队兵力。

武器装备由传统防御型向“攻防兼备”型发展

近年来,日本自卫队重点发展海空装备和反导能力,同时裁减陆上重型装备,海空装备向高科技化、大型化、远程化方向发展,改变过去以地面重装备抵御北方威胁的传统防御型模式,向能主动出击、有效威慑和应对的“攻防兼备型”转变,如与美联合建立海基和陆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提升反导和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发展大型舰机,提高部队远程作战能力等。日本海上自卫队已装备六艘“宙斯盾”驱逐舰,并新建了“日向”号、“伊势”号两艘1.35万吨级的直升机驱逐舰,2010年和2012年预算中计划再建造两艘1.9万吨级的DDH。这些驱逐舰能搭载直升机,具备准航母功能,在建的两艘DDH搭载直升机的数量由“日向”号的10架提高到14架。2009年,日本研制出第一艘加装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的“苍龙”级潜艇,计划每年建造一艘,共造七艘。2012年3月16日,第四艘“苍龙”级AIP动力潜艇“剑龙”号服役。根据“10大纲”,日本潜艇数量在2020年前将由16艘增加到22艘。航空自卫队发展具有空中加油功能的运输机,并从2010年起装备新一代大型运输机,以取代C-1运输机。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2011年10月17日报道,日本计划购买六架美国二手KC-130加油运输机,以取代老化的YS-11运输机;大力开发新型战斗机,同时提升F-2、F-15等现有战斗机的性能。日本防卫省于2011年12月宣布,初步确定航空自卫队引入美国F-35“闪电II”型战斗机作为下一代主力战机,购买四架F-35的费用列入2012年度预算,力争在2016年度起交付使用。根据日本2013年度防卫预算,2013年度计划采购两架P-1反潜巡逻机。这些表明,日本自卫队的主战装备在向大型化、远程化方向发展,远程作战能力和投送能力进一步提高,已突破“专守防卫”战略的需要,呈现向“攻防兼备”型发展的趋势。

日美军事同盟由“单向保护型”向“全球干预型”转变

冷战结束后,日美军事同盟进行了重新定位和调整,日美军事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996年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认日本以“平等伙伴”身份与美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的地位,从而使日美军事同盟体制由原来的美为日提供保护的“单向型”体制转变为日美“共同应对”威胁的合作体制。1999年出台的《周边事态法》将日美防务合作的范围由“远东地区”扩大到亚太地区。2006年6月日美发表的《新世纪的日美同盟》共同宣言,将两国防务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全球,并在日美2011年6月“2+2”会议中确立了18项双边、地区和全球共同战略目标,标志着日美已经建立起面向全球的新型同盟关系。

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和“10大纲”的实施,日美同盟合作趋于更加深化。日本2012年度《防卫白皮书》着重强调日美安全合作的重要性,提出要加强日美“机动防卫合作”,以“提高日美同盟的遏制力”。白皮书重申,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安保体制,是日本国防的支柱之一,而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同盟,是确保日本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白皮书指出,驻日美军不仅有助于日本的防卫,而且对遏制和应对亚太地区的不测事态发挥重要作用,日美同盟之间的紧密合作对于有效应对世界各种安全挑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日美“机动防卫合作”,是日美深化同盟关系的重要举措之一;提出“机动防卫力量构想”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地区许多国家正在进行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建设,军事活动日趋活跃”。其很明显是针对中国而言的。

根据该白皮书,日美加强“机动防卫合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要积极主动地应对各种事态,而不是在事态发生后被动应对,日美两国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迅速而无缝隙”的合作;提高日美两国部队的作战水平,显示日美两国的意志和能力,强化力量部署,提高日美同盟的遏制力;积极推动多层次防务合作,包括加强日美韩、日美澳三边防务合作和多边框架下的日美合作。其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日美联合训演,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作战能力以及日美信息互通能力;加强日美联合警戒监视,确保情报优势,提高遏制效果;日美双方共同使用对方的演习场、机场、港口等军事设施,以提高日美联合训练多样性和高效性,扩大联合监视活动范围,增加联合监视活动数量。美国将驻关岛基地最先进的无人侦察机“全球鹰”部署到日本,对中国军舰和其他公务船只在钓鱼岛和冲绳附近海域的活动情况进行监控,就是其重要举措之一。日美通过加强日美联合训演、联合监视、共同使用,进一步提高日美双方部队作战的高效性、互通性、快反性、机动性和持续性,从而提高日美同盟的遏制力。

除加强日美防卫机动合作外,强化日美同盟合作的措施还包括:评估日美的安全环境,继续研究日美各自担负的任务和共同战略目标问题;加强导弹防御合作;加强网络空间等全球空间问题上的合作,等等。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日美加强协调与合作。日本挟美介入,美国则在为日本壮胆、撑腰的同时,向中国发出“震慑”信号,不希望钓鱼岛问题升级为武力冲突。2010年10月,希拉里·克林顿在日美外长会谈后的记者会见上明确称:“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2012年11月29日,美国国会通过的“201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规定,《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该条款规定:各缔约国宣誓,双方认识到,对日本施政下的领域的任何一方发动的武力进攻,都会危及本国的和平和安全,将按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危险。这意味着一旦中日在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作为日本盟国的美国将可能采取干预措施乃至直接武力介入。从目前美国向日本部署“鱼鹰”运输机、与日本举行联合夺岛演习等举动来看,美国已经采取预防性干预措施。

钓鱼岛问题是美国在中日之间埋下的一颗“冲突”的种子。现今,美国把它作为其介入东亚事务的一个切入点和牵制中国的一个重要筹码,而日本则以美国为后盾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抗争。日本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抗衡必须有美国的支持,这是日本一再要求美国明确将钓鱼岛纳入日美安保体制范围的主要原因。日本前联合舰队司令五味睦佳撰文称:“在处理钓鱼岛问题时,日本背后必须有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日本认为,自己的岛屿必须由自己来捍卫,如果日本自己没有坚强的意志捍卫本国领土,美国也不会帮日本夺岛。日本“04大纲”和“10大纲”中均将“日本自身的努力”作为实现日本安全战略目标的首要手段也正说明了这一点。日本人在分析马岛战争经验后得出结论:美国作为民主主义国家,不愿意在第三国的领土争端中介入过深,即使是同盟国一般也保持中立,美国过去和现在都把这一点作为基本原则。加上中美贸易额巨大,当钓鱼岛发生冲突时美国要作出完全支持日本的决断很难。因此,“日本自己必须打头阵保卫钓鱼岛,击退中国的侵略,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否则美国是不会支持日本的”。从中可以窥见,尽管日本“狐假虎威”,但对美国是否真正会为日本提供保护也是心存疑虑的,同时把它作为壮大日本军事力量和发挥日本自身作用的助推力。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日本抓住深化日美军事同盟的战略机遇,而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正是为维持并强化日美同盟寻找理由。美国重返亚太需要日本提供支持,并把日本作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日本则借强化日美同盟之机发展自身军力,提高与中国抗衡的能力,扩大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可以说两国互有需求。但从长远看,日本的最终目标还是寻求其自身军事独立,只是目前日本仍需依靠并利用日美同盟。

三 日本军事转型对中国安全环境产生的影响

由于中日两个东亚大国都处在不同形态的崛起过程中,两国的战略利益出现了结构性矛盾和冲突,加上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迅速发展采取了“联美牵制”的策略,其军事转型将对中国安全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形成一定的挑战。

日本提出“多层次合作”安全保障战略,推行“价值观外交”,使中国外部环境受压

“10大纲”提出的多层次合作安全保障战略,从其内涵来看,主要基于“民主价值观”思想。在亚太地区合作上,强调要加强与美国同盟及美国在本地区同盟国或传统友好国家东盟之间的合作,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与日本相同的价值观,有意地在安全和外交领域对中国进行挤压。安倍再次担任首相后,继续推动“价值观外交”。他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阐述了其对华外交战略思想:日中两国关系应从全球角度审视。首先要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其次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使东南亚成为日本发展的据点,不仅在经济与文化领域进行合作,同时还要在安全保障和能源问题上加强合作;提升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合作关系;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在上述基础上,与中国改善关系。安倍的对华外交战略思想,归纳起来就是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强化与东盟、澳、印、俄等国合作,建立“价值观联盟”,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这明显是在重走其当年提出的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老路,同时也延续了“10大纲”中“多层次合作安全战略”的思路。所不同的是,安倍此次把与东盟国家的合作置于与印、澳合作之前,而且还提到了与俄罗斯的合作,体现了安倍欲拉东盟以南海问题牵制东海问题、拉俄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支持日本的意图。日本试图构建“价值观联盟”围堵和牵制中国,这不仅使中国的外部空间受到挤压,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造成了障碍。

日本加强西南方向的军事准备,使东海发生军事摩擦或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日本正在着实推进加强西南方向的军事斗争准备。在部队部署上,日本不仅组建了用于保护西南岛屿的“离岛部队”,还将在与那国岛、宫古岛和石垣岛部署陆上自卫队部队,同时增加那霸的航空战斗机部队,以增强该地区的防空态势。日本正在把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步兵团训练成为具有两栖作战能力的海军陆战队,以提高其强袭登岛作战能力。在战场建设上,日本加强西南方向的反导系统、军用机场、电子侦听系统、雷达监视系统等建设。在武器装备上,不断加快战斗机的更新步伐,发展新型AIP潜艇和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直升机驱逐舰;日本还多次与美国举行以“夺岛”或“岛屿防御”为主题的联合军演,并制定“西南岛屿有事对策”作战方案,日本民间智库和学者也提出了“钓鱼岛争夺战”、“钓鱼岛防卫构想”等方案,甚至有学者虚构“2025年中国进攻冲绳计划”。2012年钓鱼岛争端升温后,日美加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协作,公开将钓鱼岛纳入《日美安全条约》适用范围。这一切,加大了日本与中国争夺包括钓鱼岛主权在内的东海海洋权益的军事筹码,使东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加大。

日本发展先进武器装备,进一步提升其作战能力,使中国的军事能力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随着日本军事转型的推进,日本近年来加大了对武器装备研发的投入力度,以确保常规武器优势,从而进一步提升在预警侦察、海上作战、反潜作战和防空反导等方面的能力。日本已拥有两颗“光学卫星”和两颗雷达卫星组成的“四位一体”的情报侦察卫星系统,进一步提升了日本的侦察和预警能力;已装备六艘“宙斯盾”驱逐舰,每艘均能同时攻击100公里内的十个水面或水下目标,其“亲潮”级潜艇和新装备的“苍龙”级潜艇性能优良,静音性能好,反潜作战能力强,加上其多达80余架的P-3C反潜巡逻机和即将发展的P-1新型反潜机,使其反潜侦察能力进一步提升。日本通过发展常规武器,弥补其战略武器的短缺。日本建造的1.35万吨“日向”号大型驱逐舰,具备准航母功能;通过增加空中加油机和空中预警管制机的数量和从美国引进F-35A新型战斗机等,提高自卫队的制空能力;提出要引进机载巡航导弹和舰载“战斧”巡航导弹,以努力弥补其远程导弹方面的缺陷。日美联合研发和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的导弹优势形成了一定的压力。随着日本军事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压力加大,同时对中国发展军事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 结语

上述表明,日本军事发展和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出现了重大的军事转型。其背景除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美国战略调整,日本实现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国家利益的需要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背景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日本对华心态开始出现新的变化,由起初的惊愕、恐惧、不安,转为明确的防范、遏制甚至对抗。在前述的日本军事转型举措中,有不少内容是针对中国的。日本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前景和意图疑虑重重,认为中国的快速军事发展和频繁海军活动对日本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措施,诸如加强西南岛屿防御力量,建设“机动防卫力量”,实施“动态威慑”,在南海问题上与东南亚国家联手制华,联合美国增加在钓鱼岛争端上与中国抗衡的筹码,等等。这些均缘于日本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作出的过度解读和反应及其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理念。

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正在利用所谓的“中国威胁”推动其军事转型。安倍执政后,提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变自卫队为“国防军”,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些不仅对日本未来军事力量的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而且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地区安全格局都将带来一定的影响。

注释:

①『読売新聞』2013年4月16日。

②『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ゐ防衛計画の大綱』、

③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13』、成隆出版、2013年。

④参见《日美磋商扩大联合作战牵制中国》,

⑤『朝雲』 2012年4月26日。

⑥『朝雲』2012年11月22日。

⑦『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ゐ防衛計画の大綱』、

⑧『平成24年版防衛白書』、

⑨.

⑩参见《新京报》2013年1月30日。

『產經新聞』201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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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睦佳「中国の海洋進出と我が国の海洋戦略」、『軍事研究』2012年4月号。

日本于2013年4月1日在冲绳部署了一套“爱国者-3”导弹防御系统。防卫省原计划于2015年3月前完成在冲绳的部署,但为了应对朝鲜可能再次发射导弹,将部署工作提前了两年。参见《日本在冲绳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新萄京棋牌手机版下载安装 2、『世界の艦船』2012年12月号。目前,美国正在帮日本把西部方面普通科联队训练成为一支海军陆战队。

「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平成25年度予算案の概要—」、

「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平成25年度予算案の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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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睦佳「中国の尖閣侵攻·占拠と『防衛出動』」、『軍事研究』2012年10月号。

同上。

防衛システム研究所『尖閣諸島が危なぃ』、内外出版、2010年。ディフェンスリサ一チセンタ一「西太平洋が危なぃ」、
2012年10月号。芦川淳「陸上自衛隊の離島奪還作戦」、『軍事研究』2006年9月号。

矢野義昭「2025年、中国にょゐ沖縄侵攻のシナリオ」、『軍事研究』201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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